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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45550348 的博客

 
 
 

日志

 
 

【引用】农村真穷 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  

2011-11-19 10:08: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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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平,男,1963年4月生于湖北监利县周河乡洪湖边的一个小渔村。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3年至2000年,他先后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改革的全过程。2000年3月,他致信朱总理,反映了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引起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亲临监利,李昌平本人也经历了一番洗礼。10月,李昌平首次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12月,李昌平高票入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 
  2000年9月,李昌平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南下打工。后来到北京,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并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现由新华书店全国发行)。 
  本刊在此刊发的是李昌平写给朱总理的信和《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部分内容。

一、给朱总理的信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20多天,“东风”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万人,其中劳力1.8万人。现在外出2.5万人,其余劳力1.5万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地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剩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撂荒20000亩以上。 
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地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债台如“珠峰” 
  1995年,约85%的村有积累,现在约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千分之二十。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千分之十五。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农民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工资,支付利息,收支两项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干部如“蝗虫” 
  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粮”,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汗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也在千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且能如此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将是可怕的! 
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的帽子。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给您写信也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会说假话,并且通过媒体把假话变成“真理”的人,被视为“成熟”的人,有培养“前途”的人。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未有像现在这么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90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二、说句真话不容易

  回想2000年的春节,当我含泪给总理写信的时候,我就预料我会失去很多,会有危险,会下海。当我把信交给妻子发出去时,我是想让她认真地看一看,有心理准备。 
  我从政17年,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中掌握着。就一个地方而言,国家的机器,也许并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甚至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在这些地方,如果谁不为地方长官歌功颂德,谁就不会拥有操纵国家机器的权力;谁要是揭露地方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和地方官过不去,就必须受到国家机器的管制。时下,在一般情况下,在腐败分子掌权的地方,腐败和反腐败都是一种手段。在一个班子里,大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要想在班子里,必须同流合污。这种情况下,腐败是生存在班子中的手段了;如果有谁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上级只要随便派纪委或检察院查一下,党内肯定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腐败分子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 
  当我把信写好后,拿在手上很长时间不敢发出去,我怕风险太大,害怕所承担的风险会超过我的承受能力。离开监利是必然的,我必须有把握保证自己平安离开,或者我本人不能平安离开,但妻儿父母的生活要有保障才行。直到现在,我还在为当初的冒险选择而愧对父母妻儿,而寝食不安。 
  在发信之前,我日夜盘点自己在四个地方担任党委书记的过失,检讨自己有无罪该入狱的错误。我没有安排过一个亲人吃“皇粮”,没有自己的私房,也没有享受国家福利分房,没有超过4万元的存款。重大建设项目,从未直接插手,全部是公开招标。我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都叫“乡”,从来没有在镇里当过书记,都是监利最难搞的烂摊子叫我去收拾,但每走一个地方,都是顺民心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我确认自己无罪,确认自己有承受说实话的风险和资本,才敢把这封信给总理发出去。 
  一个人讲真话真的不容易,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讲真话竟像下地狱一样!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见到了总理,我会对总理说:人人都想跟您说真话,可说句真话太心酸!

三、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2000年3月8日,我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我所尊敬的朱总理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现在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经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中国农民为中国改革开放付出的辛酸和苦难。但是,我的家人都反对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过去的同事大多数反感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则是因为我怕。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在农村工作了17年,我管制了农民17年。 我目睹了农民分田分地、当家做主的喜悦和弃田撂荒、背井离乡的无奈。我经历过太多的悲伤:有多少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穷而失学,他们哭,他们的父母给我下跪,求我救助,我已经记不清了;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发慈悲,我记不清了;有多少贫困老实的农民,因为有冤无处申,他们给我下跪,求我伸张正义,我记不清了。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无数次地下地狱! 
  回首我在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我以此书献给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愿中国农民永远不再下跪!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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